2015年9月底，《陇上学人文存•陈涌卷》一印出，我即让郭国昌同志立即快递寄出。先生在医院看到了《陇上学人文存》在甘肃的出版，看到了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列入甘肃文学研究的史册，他将永为甘肃学者所铭记。
1963年我考入甘肃师范大学（即今西北师范大学）。刚入学，晚上中文系四年级的老乡张锦绣领我到操场散步，讲了系上老师的一些情况，谈到杨思仲（陈涌）先生的学术地位。因而我在文科楼101教室先后听了杨先生给高年级开的“鲁迅研究”选修课。101教室是个阶梯教室，有180个固定座位，杨先生讲课时外班、外系的学生来听的很多，甚至也有外校的学生，所以没有人说什么。我和我班的梁崇基一起去，他是兰州人，又是调干生，年龄大一些，对中文系老师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。杨先生是广东人，开始听语言上多少有些障碍，以后就好了。杨先生分析鲁迅作品的深刻和语言的风趣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他有时联系现实生活以作比喻，使人时时意识到鲁迅的作品不是凭空编造的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，鲁迅的时代，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昨天。杨先生的课，对鲁迅无论在文学上的贡献还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，还是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及在改造国民性方面认识的分析都入木三分，对鲁迅的人格、修养，也极为佩服。听说杨先生读书，不仅将鲁迅的全部著作、译著都读了，把他的日记、书信也都认真研读，而且将鲁迅所有文章、记述、书信中提到的古今中外的著作也都找来读。他对鲁迅的经历、每个时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原因都做到完全的了解。这样，他在鲁迅研究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便真是不可移易。似乎他也具有鲁迅不断探索、坚持真理、胸怀坦白、表里如一的品格。鲁迅的三本小说集我在上中学都已读完，《淮风月谈》《伪自由书》等杂文集也读了，还买了许钦文的《呐喊分析》《彷徨分析》读了，但理解不深。我听了杨先生的课，深受其影响，也成了一个鲁迅迷。直至现在，在所有近现代及古代人物资料方面，我的书房中所藏最多的是关于鲁迅的。除了他的著作，还有《鲁迅书信集》（1976）《鲁迅辑录古籍丛编》（1999）（以上人民文学出版社）《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》（1975）《鲁迅手稿》的“日记”部分、“书信”部分（1979年）（以上文物出版社）及《新发现的鲁迅作品及书简》《鲁迅与外国文学资料汇编》等。关于鲁迅的旧体诗注本就有三种：张向天《鲁迅旧诗笺注》、张思和《鲁迅旧诗集解》和文革中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《鲁迅诗注》。关于鲁迅的回忆资料有北京出版社出版《鲁迅回忆录》“专著”“散篇”两部（6册），孙郁、黄乔生主编《回望鲁迅》，散文部分、论文专著部分共22册，我有13册。这些书至少都浏览过。我确实崇敬鲁迅，我觉得他在文学上、学术上、思想上的成就，都如高山，后人难以企及。如关于文学史上一些作家、作品的评价，三言两语，其准确与深刻往往胜过一些数万字的长文和数十万的专著。但我能领会到这一些，而且爱之终生，却同杨先生有些关系。我并没有写过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，只是喜欢读。可以说，鲁迅所作、所为、所写的全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。仅他光明磊落的胸怀这一点，就足以使我们一生学习。杨先生在课堂上讲的一些话记不清了，但他讲的总的精神、思想观点，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中，至今未曾淡忘。
当年秋季我们一级开的“文学概论”课，也在101教室，甲乙两班在一起八十多人。开课前先发了打印好的讲义。上课的老师比较年轻，讲得很认真，但同学们有些意见。觉得满是定义、定理类的内容，干条条太多，似乎是偏于让记忆，而不偏于理解；老师多是照教案往下讲，甚至念教案，有些内容也与讲义不一致。班上要选课代表反映同学们的意见。梁崇基提议选我（他是我们甲班的班长），大家通过。我向教课老师谈了同学们的一些看法，老师说，“文学概论”理论阐述多，同学们中学阶段也没有接触过这些内容，要多下功夫。后来杨思仲先生来听课，他是文艺理论教研室指导教师。同学们早就知道他是全国有名的文学理论专家、研究鲁迅的权威。当时我们用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教材“鲁迅”的一章全用的他的观点。课间休息时同学围起来，问问题的很多。后来我到杨先生的房间（南单楼二楼南面）去，一则反映一下同学们的意见，二则也想请教一下“文学概论”这门课究竟该怎样学。杨先生要求在理论上理解，多思考，多分析，使知识变成活的，通过思考甚至自己可以谈出一些老师没有讲到的问题。但学得活、钻得深的条件是读书，一是读马列、毛主席的有关论著，二是多读作品，尤其是世界名著。杨先生所讲，对于一个进入大学不久的我，启发很大。我当即到书店买了《马恩列斯论文艺》《毛泽东论文艺》两本书。关于外国作品我中学阶段只读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奥斯特洛夫斯基集》、高尔基《母亲》、普希金的短篇小说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，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上尉的女儿》等几种，以后我的阅读便关注其他一些外国名著。后面我又到他的宿舍去过几次，汇报自己读书的情况，对有的问题提出请教，先生都很耐心地给以讲解，还给我开过阅读书目、篇目。因为杨先生在我心中的地位，他的话成了我从青年时代起一生的信念。《毛泽东论文艺》我从六十年代至新时期共买了三个版本。时代变化，这本书的篇目有所调整，增收一些新篇目。我看到便再买一本。虽然新增的内容别处也能找到，但汇为一册读起来方便。马恩的著作当时还买了《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》，新时期又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编《马恩列斯论文艺》和《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》《列宁论文学与艺术》《马克思与美学问题》等，也买了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（四卷本）。除了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和第五卷外，还买了《毛泽东文集》8册，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13册。我想，将一些相关论著联系起来读，理解会更深一些，可以避免片面和教条。
大约在第一次到杨先生家中请教之后不久，学校请了李健吾先生来校讲学，连续好几天的下午都有学术报告，主要讲十七世纪法国的戏剧。自己在这方面基础薄弱，因为听了杨先生的指点，李健吉先生的报告我每次都去听，而且晚自习时和空堂在图书馆文科分馆阅览室（文科楼东头靠近阳台一个教室）将莫里哀剧本读完了。后来还看过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、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等。我觉得，读一些外国名著，不仅对学习文学理论奠定一个理解与进一步思考的基础，对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也有很大的好处，至少是一个参照，思路更为开阔。后面这一点，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意义更大。后来，我觉得研究古代文学作品，也应读些近现代的优秀作品，以帮助自己理解生活。虽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过去了，但古今社会不是断裂的毫无关系，今天的社会是从古代延续来的，只有对社会的各种复杂现象有较深的体会与理解，才能在依据有关历史文献设想古代作品中所映的状况时，才能悬想得比较切近真实，也才能体会到古人之心，体会到在当时作者的情感反应。所以，虽然从1979年我就决定要同中国古代文学，尤其同先秦两汉文学打一辈子交道，但我也仍然读魏晋以后诗、赋、散文、小说，也读当代小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小说评奖，两年评一次，然后出一本获奖短篇小说集、获奖中篇小说集。短篇小说集我都买全了，而且全看了，中篇小说也读过几篇。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接地气，而不纯粹是钻故纸堆。这是我从杨先生那里受到的启发。
1979年，我在当了12年中学教师之后又回到母校当研究生，我打问杨先生，有的人说是到北京去要求落实政策，被中组部留下来了，有的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去参加修订《鲁迅全集》。郭晋稀先生说，杨先生被打成右派，与周杨等人有关，但文革中全国批判周杨之时，组织上动员杨先生写批判周杨的文章，他没有写。他下面曾对郭先生说，周杨的文章讲话没有错，不应该掐头去尾歪曲原意去上纲。后来我在1978年的《文学评论》上看到他在隔了十五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《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》，和1979年的《文学评论》上所发表的《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》，真是太高兴了。我想，这正是在此前十多年中一直思考的一些问题，到此时才觉得时机成熟，有了一个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，将它们写出来。我觉得杨先生又进入他科学研究的青春时代。1987年4月1日，我买到了他于新时期出版的《陈涌文学论集》上下册。我虽然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，但感到读杨先生的文章，同样给我以启发和理论指导。其中所收发表于《文艺报》1951年第4期的《什么是“牛郎织女”的正确主题》，虽然不是很长，但超过了此前、此后很多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著。我当时正在研究“牛郎织女”传说的形成问题。
1992年9月我要到香港开会，赴京签证时拜访了杨先生。打电话后，杨先生赶到门外接我进去。我汇报了我这二十多年中的情况，也问了一些老师的情况，回忆当年在兰州的生活。他对西北师大还是很有感情的。他还问了郭晋稀先生、李鼎文先生等几位老教师的情况。当时我任中文系主任，请他回兰州一趟讲学，他说：讲学没有什么讲的，但确实很想再去看看。先生和师母留我吃了饭，是师母亲自下厨做的。1995年10月参加首都师大国家重点学科论证会时，领着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儿子又去看杨先生，先生给我赠了他出版于1993年的《在新时期面前》，并在扉页上题字签名。我儿子给我们师生二人照相留影，只是没有经验，照得不太好。
我曾鼓励我校文艺理论教研室老教师李文瑞写一本杨先生的评传，因为他青年时代亲受过杨先生的指导。李老师同意了，并希望立一个国家项目。但因为国家项目很注重项目论证与申报人的前期成果，李老师尚缺与课题相关的前期成果，论证方面也因临时变动而做得不是很到位，项目没有立上。当时杨先生是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文学组组长，因避嫌而被他有意刷掉的可能也有。我给李老师说书写成之后系上可负责出版，后李老师也因别的事再没有做这个项目。我同别的老师也谈过，都因了解不是很全面，终未启动。
1998年，我成为国家社科基金文学学科组成员，每次年度项目评审都住京西宾馆，距先生家不是很远，但因为白天一直忙，而晚上考虑先生年龄大，睡得早，所以不是每次都能去看望。也有联系中因为先生耳朵不好，听不清是谁而被婉拒了的。2012年10月10日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中就说到这一点：
逵夫同志：
收到寄来的书和信，才知道那天夜里和我联系的是你。我现在的耳朵几乎完全失聪，在家里也很难相互交流，人家说话，我只听见声音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你给我在电话上说的，我一句也听不清。如果知道是阁下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是欢迎你来的。我们已好久没有机会见面了，我们是有话可谈的，只是需要翻译，或者笔谈。
你们编的这两本厚重的大书，花的时间精力是够多得了，但可以使人们了解师大几十年来的工作成就，也增加师大同人继续前进的信心，真是可喜可贺！
杨思仲
2012年10月10日
信中说的两本书，是指由我主编的《世纪足音——西北师大教师诗词选》和《灿烂星河——西北师大校友诗选》（后一种只选在西北师大上过学的人的新体诗）。两书都从抗战以前选起，本是2002年西北师大百年校庆时所编，110周年校庆时又增订重印。百年校庆之时，我请杨先生回校来看看，当时先生已83岁，感到不方便，也给大家添麻烦，没有来。2012年更难成行，故我将增订重印的两书寄先生。先生几次将他的书或面赠或寄我。有一次我看先生书房中有些大画册，我知道因为鲁迅一直很关注美术，所以杨先生也一直对美术作品及相关问题很重视。我问：“杨先生，您现在还研究绘画吗？”他说：“看一看，考虑一些文艺理论上的问题。”他随手抽出一册精装八开的《四王画集》赠我，说：“搞古代文学，对古代艺术也应该了解了解。不是我编的，不签名了。”文学和艺术是相互影响的，而且还有相互反映的问题（绘画反映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诠释的有诗意画、小说的插图；文学作品对绘画的诠释与赏析有题画诗和对画作的鉴赏文。而画论同文论在概念、术语等方面又有较密切的关联）。我以前只有绘画史和画论方面的一些著作，几种小的画册，如七十年代所买天津艺术学院编《中国古代绘画百图》等。在那次听了杨先生的话，我先后买了《中国古代花鸟画百图》《中国古代人物画百图》《中国古代壁画百图》《中国古代雕塑百图》和两套线装的中国古代人物画集，两套精装的人物画集。我看这些画，对古人的服饰、古代社会生活、古人的审美观念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。这样，读古代文学作品，便更能想象到人物的风貌，体会到作品中寄寓的情感。
……
这些琐忆是我对杨先生难以忘却的纪念。
(文 赵逵夫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