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的味道培育了我们终生难忘的童年记忆，母校的味道铸就了我们弦诵永志的青春记忆。今年是西北师大120周年华诞，在网上看到一些同学晒出了食堂的饭菜，色香俱佳，能感受到学子对母校那份真挚爱意，也勾起了我回顾师大“吃饭史”兴趣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在西北师大校办工作，有一天陪赵金保校长去图书馆和后勤处调研。那时，逸夫图书馆刚刚建设起来，赵校长对图书馆充满期望，和肖群忠馆长探讨了很长时间图书馆运行管理的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求把图书馆办成学校的学术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学术传播中心，千万不能把图书馆办成学生自习室，要让图书馆成为学生喜爱的精神食堂。随后到兰苑餐厅，与后勤及餐厅管理人员相谈甚欢，当时兰苑餐厅二楼正准备开张小炒，赵校长鼓励后勤人员把食堂餐厅办好，说：好大学不仅要把学问做好，把学生教好，让学生吃好也很重要。如果你们把食堂办好、办出效益和影响力，我给你们做一个大牌匾，上面就写“吃在师大”四个大字，挂到食堂楼顶上去。
本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西北师大学习，当时兰州高校流传着一段民谣，说的是“兰大的牌子，师大的饭”，当时听了内心还是有点泛酸，觉得说师大饭好，多少有点失焦，说“师大的学术”好才算抓住了本质。但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，师大的饭好，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，周末也经常招待招待其它学校的同乡同学，在他们的赞叹与艳羡中把母校自豪一番，其实是最暖心的，大有“往时啼饥号寒者，今日饱食貌堂堂”之感。毕业后留校工作，最离不开的依然是学校食堂蒸的馒头。二、三十年后，每每同学聚会，都要求去食堂撮一顿，甚至有人四处搜寻当年两毛钱一份的土豆片炒肉！
师范院校常常被人们戏称为“吃饭大学”。究其原因，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看，师范院校承担着作育人师的重任，为吸引优秀人才尊师从教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，师范院校实行供给制或补助制，吃饭是不掏钱或少掏钱的。从师范院校内部看，首先，吃饭是学校基本的民生保障，师资训练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充实，更重要的是尊严师道、变换气质，从思想品德到行为举止的全方位训练养成，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，吃饱饭有利于师德养成和师风塑造；其次，民为国本，食为民天，最要紧的是，历史上在高校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，吃饭问题往往成为导火索，最容易点燃人们内心的火焰，火焰一旦燃起，风行草从，火蔓延八方，或殃及池鱼，种种风向，皆有可能。因此，树德务滋，筑基务坚，办好食堂既是大学的民生，也是大学的政治。
数千甚至数万人吃饭，不仅是制作问题，也关涉组织工作，西北师大在饮食文化上有着优良且专业化的传统。早在北京高师时期，学校就有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和膳食委员会，形成了对伙食工作的师生与伙夫共治机制。吃饭问题对师范生来说是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的重要途径，了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，学会解决吃饭问题的生活之道，掌握饮食安排的科学准则和统筹方法，都是作为师范生必备的职业素养。1937年学校西迁后，为训练家政学术专门人才，培养家庭改进之倡导者，国立西北师院和燕京大学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开办家政系的两所大学。在家政的专业科目中，关于饮食，开设“食物选择与调制”“食物分析”“食物经济”“食物细菌学”“营养学”“生物化学”“高级烹饪学”“食物制造研究”等课程，专门研究“吃”的学问，当时家政实验室是全校条件最好的，经常研发出一些新鲜食物，让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常常在食物选择与制作上大开眼界。但在侵略者的炮火下，研究归研究，现实却十分严酷！况且，就具体一顿饭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而言，科学不科学、丰盛不丰盛都无所谓，往往最艰苦的那顿饭最值得回味，最能体现出价值！
1938年学校被迫继续“学界的长征”，走上南移汉中之路。膳食环节是学校南迁中最为繁杂的事项。3月16日晚，师生乘火车向宝鸡进发，临行前，因锅饼最为符合“易携不腐”的行军干粮条件，为避免由学生自行购买的不便，由膳食委员会统一购得锅饼317袋8676斤，咸菜3000余斤。为了保证所购锅饼的新鲜程度，锅饼采购由庶务组胡铭佑先生委托大车公会会长代为购集。在开车前，由大车公会会长之妻率同各制卖锅饼的小贩，分头将锅饼送至火车旁，再过秤登记、付款结算。到车旁才发现各家小贩制作的锅饼大小分量不同，过秤期间又发现所用的秤乃是老式十八两秤，每秤都得折算为新秤计量单位，同时秤鼻及挂绳细朽，不堪任重，致随秤随断、随系随秤，费时费事。却又因付款收据引发误会，办事人员要求卖饼妇女打收据，该妇认为“以货换钱，何须收据？”何况她又不会写，理直气壮，拒绝打收据，只是要钱。又担心火车开行、买主逃遁，无处索款，情急心伤，哭闹不已。正纠缠间，有本校学生前来劝解，又误以为学校办事人员故意难为对方，大为不满，欲主张正义，闹得大家哭笑不得。这边尚未安宁，那边自购的炊具又被拒绝装载到客运火车上，只得协调又运回学校，另雇六辆胶皮大车专门运送。待全体师生搭乘火车完毕，连夜在火车上分割锅饼咸菜，使其大小分量基本相等，分装毕时，车已到站，遂搬运下车，又是一番搬运、唱名、过数，按每人每日一斤锅饼一块咸菜，先发四日用量。
从宝鸡开始步行翻越秦岭的路途，行军伙食每日三餐，早餐食粥，中饭锅饼咸菜，晚膳干饭汤菜。每位前站膳委到达各站后，要先与当地接洽，号定宿舍，购存木柴，购置食材，协助督促伙夫预备膳食，待各队离站，办理完各项账目，又须骑驴或骑脚踏车或步行赶往前站如法办理，无间昼夜，不避风雨，极为辛苦。因运送米粮炊具的大车遇阻掉队，行军中途断粮，幸得一小学教员帮忙，拿出自家存米七斤，并向各家零星凑集，以茶杯为量器分发给学生，学生又分别向民家借炊，而民家穷困，缺柴少水，真有遭难言之苦。八天后粮食运达，但沿途城镇食品短缺，每到一地将青菜、豆芽、豆腐、粉条等物收购一空，仍非常有限，由于师生长途劳累，饭量大增，每当开饭前，师生多已携碗持箸、环立鹄候，只待报熟，个个大快朵颐，真是“饿咽糟糠甜似蜜”，越饥饿，饭越香。
在陕西城固期间，出现粮食短缺，食堂的菜单总是“一穷二白”，没有油荤谓之“穷”，白水煮白菜乃“二白”。老师们走街串巷四处筹粮，一位老师碰到一批黄豆，比小麦、稻米价格便宜，心想收回去可以做豆腐。买回来后，袁敦礼先生觉得做豆腐浪费良多，建议早餐增加炒黄豆，以充分利用食材并增加学生营养。炒黄豆的做法，就是头一天晚上把黄豆放水里浸泡，次日晨间黄豆泡软，将其炒熟，加入些许调料，即告大成。自从早餐加了炒黄豆，因为每日必备，天天见面，从城固到兰州，传承不辍，形成了传统，所以这道独特风味就被同学戏称“刻骨铭心菜”。当时学生就餐以“桌”为单位，桌长领出一盆水煮白菜，再加一瓦盆炒黄豆，八人一组半蹲或席地而坐，就是一桌。炒黄豆刚上桌的一段时间，大家发愁的不是蹲功不济，而是惊心动魄的吃黄豆激战。男生筷子功夫普遍欠佳，遂带了勺子风卷残云，不顾同桌女生文秀，且勺子越大者攫取越多，一盆黄豆顷刻告罄。女生抗议，要求公平竞争、文明用餐，约法一章，禁止以勺取豆，只准使用筷子。于是女生大多巧手翻飞，筷无虚发，技术高超的，一筷可取两粒甚至数粒，谈笑间黄豆告罄，逼得男生双筷并拢，频频抄底揽搓。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，这盆“刻骨铭心菜”确实保障了学生基本的营养，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快乐。
黎锦熙先生《再度陇至兰州》诗中记载了一顿饭，至今仍值得我们品味。1941年深秋，黎锦熙、袁敦礼先生未办理国立西北师院院务，乘汽车从西安前往兰州，由于初秋已将冬衣悉数运往兰州，黎先生衣着单薄，受寒腹泻。偏偏汽车烧断电丝，滞留途中。众人饥肠辘辘张望之中，“忽来一老农，云有物相贻。众询是馍否？探囊出电丝。”虽然无馍解饥肠之困，但电丝可使汽车继续前行。到达泾川、平凉，黎先生记下了一顿有治疗作用的美餐：“泾川酌泾水，热茗涤中肠。晴干得添程，昏暮投平凉。烙饼软无沙，砂锅果鲜汤。倚装本腹疾，及兹回健康。比价仅得半，谓此堪徜徉。不图语成谶，浓云行八方。一雨亘三日，旅馆寒灯旁。”先生在泾川喝了杯热茶，在平凉吃了个砂锅，竟然治好了腹泻，正夸平凉饭食又好又便宜，是个好去处，不料一场大雨，滞留三日。先饥而后食则其食美，饥寒之人，得热茗鲜汤，犹玉液琼浆，简单饭食，软饼无沙，老先生吃得入心入脑，旋即入诗，意旨高洁，品味悠长！
1944年元旦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，抗日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，日本帝国主义败相显露，抗战胜利、国家中兴曙光破晓，恰逢学校迁兰任务圆满完成，又有一批学者远道汇集于西北师院。为表达“中华开昌运、世界兆和平”的美好祝愿，欢迎远道而来的同仁，学校决议聚餐团拜。聚餐菜单是“酱牛肉、虎皮冻、芥末菜、豆腐干四凉四大碗，川丸子一大海碗，馒首枣粥。”推定操办教师直接采购原料，自雇厨夫掌勺，较饭馆所省一倍，而好吃实不待言，预算每人分摊五十元。餐后总结，此乃“以中兴国民值新年令旦，用少数钱财食圆满食品”，所用经费，平均分摊，合作消费，其利可见。这顿被认为是主题鲜明、场面热烈、菜品丰富、意义重大的聚餐以及菜单，被郑重地载入《国立西北师院校务汇报》，流传下来。
去年，本人出差用工作餐，接待我们的一位年轻人，格外热情周到，令我既欣慰，又局促。言谈中他一直称我老师，他说：“您一定忘了，好几年前咱们一起在师大专家楼吃过饭，我的记忆非常深刻。”他拿出手机，调出一张照片，是西北师大每年在毕业生中搞的“我与校长共进早餐”活动，刘仲奎校长到我陪同的这一桌来给同学们敬茶，被宣传部的同志拍下，这位同学将这张照片保存在手机中，手机换了几个，照片始终保存着，并视为至宝。他说：“上大学期间，校长、学校领导不是在视频里，就是在离我们很远的主席台上，听说领导们也去听课，去学生宿舍和食堂，但我运气不好没见过。这次能和校领导这么近距离、这么亲和地坐在一起，我感到很幸福，对我来说这顿早餐既轻松愉快，又很有仪式感，这是我在母校最高层次的聚会！但我也很遗憾，因为吃完这顿早餐，我就毕业离校了，越是远离，越是怀念，可能这顿饭的意义就在这里！”
（作者丁虎生 4月3日夜疫情封控中写于兰工坪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