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是一种精神，历史是一种文化，历史更是一面镜子。西北师大从她一诞生起，就在艰苦中奋进，从困境中腾飞，坎坎坷坷，风风雨雨。今天，当我们再回头看看曾经走过的轨迹，一件件、一桩桩艰苦创业的小故事跃然纸上，感人肺腑。先辈们勤俭办学、勤俭持家、勤俭生活的优良传统和诚笃朴实、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感染、浸润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师大人。
“办伙有方”
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，西北师院学生的膳食是由学生自己管理的，当时叫“办伙”，解放前叫“监厨”，解放初叫“帮灶”“帮厨”。办伙实行“一旬制”。即由各系分别抽派一名同学共同组成一个伙委会，来负责解决同学们的吃饭问题。以十天为一个周期进行轮换。吃多少肉菜，买多少米以及经费的支配都由伙委会负责，但确定每月伙食费的数额是要经过训导长袁敦礼先生批准的。那时候，伙委会办伙的主导思想有两条：一是要让同学们吃好。二是最后一天要为同学们“加餐”，但前提是不能超支，并多少要有些节余。
1943年5月，王志宏作为理化系的班代表，负责学生们的伙食。在开会确定办伙的经费时，虽然高年级的代表参加的很多，但由于袁敦礼先生主持会议，大家都不敢发言。作为当月办伙负责人的王志宏不得不打破僵局，首先陈述自己的意见，他说：“现在的物价上涨得很快，一天一个样子，下月的伙食费应确定多少合适？”一听这话，袁敦礼先生马上接着说:“是啊，我知道白糖的价格就比上个月增长了好几倍。”“是啊，我们也听说了。”王志宏紧跟着附和。王志宏的话刚一落地，袁教礼先生就立刻反诘：“那你们也不能老吃白糖呀!”哭笑不得的王志宏只好实话实说：“白糖上涨说明其他食品也上涨了。”“那你根据情况提一个数字吧。”由于王志宏对当时的物价上涨心里也设谱，就尽量把数字提得高了些，谁知袁先生竟立马“拍板”：就按你提的数字领款。后来实践证明当时提的数字确实高了些，于是王志宏就派人用剩下的钱买了些鸡、大肉之类的食品，给同学们加餐，受到了大伙的好评。以至于教育系的蒋志斌同学用纸糊了一个匾额送给他，上书“办伙有方”四个大字。后来，袁敦礼先生在几次纪念周会上曾不点名地批评：“有的人慷国家之慨，讨好学生。”虽说是批评，但同学们的心里都是热乎乎的，尤其是袁先生那种敢说敢做、不拖泥带水的作风和独特的人格魅力，更使同学们由衷地敬佩。
50年代末，三年困难时期，西北师院的食堂更是举步维艰。那时候，举国饥馑，身处大西北的甘肃自然也不例外，学生们吃不饱肚子，只能保证维持正常活动的食物量。为此，学校执行了定量配给制度。规定普通系男生最高口粮标准每月34斤，女生每月最高28斤。体育系学生因其特殊性，每月40斤左右。为了不让学生因饥饿而辍学，食堂必须精打细算，每天学生的定量，男生早、中、晚三餐分别是一两、半斤、半斤，女生稍减。而且早、中、晚三餐的饭票严格区别，不得混用。由于粮食严重不足，有时只能寻找一些野菜替代，今旧文科楼前边的柳树也曾贡献过叶子充做包子馅。但即使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日子里，向往进步、渴求知识的青年学生们依然不屈不挠，刻苦学习，奋发图强，灯下苦读的身影叠成了西北师院一堵永不坍塌的精神之墙！
（编辑/王洁星）